行李︱徐波：流石滩滩主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听到“流石滩”这个词，第一眼看到流石滩上植物的那个瞬间，一个全新的世界，一种全新的生命，从此向我展开。然后某一天，听说有个人被称为“流石滩滩主”，是刷流石滩最多的人，从横断山脉跑到喜马拉雅，从学生时代跑到人至中年。
多年后，在昆明植物园见到这位滩主（植物园是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的一部分），不出野外时，除了他任教的西南林业大学，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植物园的数千种植物里，待在植物园的标本馆里。阳春三月，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在生长着，他带我游园，介绍行经处所有植物和它们的故事。他熟悉、热爱那些植物和故事。最后在一处高地坐下来，面对城市早已消失了的满目青山，面对满墙高山流石滩的照片，他带我回到了他最最热恋的流石滩上。
▲2018年6月，徐波（中间红衣者）和学生助手邓成志、叶法志在珠峰东坡嘎玛沟一带进行植物多样性调查。 摄影/韩真
行李&徐波
1.
行李：平日也经常在植物园吗？
徐波：没课的话，基本就在植物园里待着，主要是在标本馆查阅标本，研究植物标本，也不为发表什么东西，就是喜欢看。
行李：这里的标本馆是？
徐波：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的标本馆，国内第二大标本馆，其前身是1938年创建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标本馆，迄今馆藏真菌、地衣、苔藓、蕨类和种子植物标本近150万份，是我国馆藏门类最多的综合性植物标本馆。这些标本是以前的植物学家、植物标本采集家留下的宝贵财富，对植物分类学来说，我认为标本是根、是魂，但现在的人已经不爱看了。看标本，既不能发表文章，也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觉得去标本馆是浪费时间，但我在标本馆一坐就是一整天，中午别人睡觉的时候我都在看标本，随时去标本馆都出不来，媳妇打电话来：你不吃饭？一会儿食堂没饭了。上午让你写的文章到现在还没写……可能一份标本就把我耽搁掉，这个是14344号标本，那14345号在哪里？是什么植物？我参加工作五年，一篇文章没写，职称也没去评。
行李：没被开除么？
徐波：不会的，讲课我还是很有自信的，我上课从来不打考勤，即便是学渣也不睡觉的。当然有一点，虽然科研没什么产出，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大多数人没有的我有。我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项目，只是不愿意写文章，现在看，不写肯定不行了哈哈。
国内最大的几个标本馆我都看遍了，我在北京植物所的标本馆看了将近半个月，看了几千份标本不止。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所的标本馆，在青海，几乎没人去。还有西北植物所的标本馆，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原来叫中科院西北植物研究所，也没人看。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所我去过两次，馆内有一个签名薄，第二次去时，翻几页就翻到了自己的名字，那是几年前第一次来签的，说明这期间没几个人来看标本。标本馆那些老师们很欢迎我，他们一辈子跟标本打交道，跟这个根和魂打交道，接待一般人去看标本，他们都是：不能自己动标本，我给你抬标本。我去的话，往往会给我比较大的自由，“徐老师来啦，你自己想看什么自己去抬吧。”
在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所的时候，有次拿了50块钱准备去吃午饭，看标本开心，一翻，过去了，四五年之后，当我再次访问，又去查阅那些标本，50块钱还在里面，我很自信的把钱揣兜里，肯定是我的钱。那个感觉很激动，同时有点泪目，这期间没人来看这些标本。分类学衰落了，后继无人。当然全世界都一样，包括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标本馆、哈佛大学标本馆等世界著名标本馆，查阅标本的人都很少了。
行李：标本馆有没有可能像博物馆一样对公众开放？
徐波：植物标本馆是专业性的植物档案馆，为国内外植物学者进行标本查阅、系统分类及资源利用提供服务，同时为政府决策咨询、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会公众服务。考虑到专业性和目的性，不是谁都能进的。标本要保存好的话，要一定的恒温、恒湿、防虫等条件，门窗都是密封的，如果虫子进去，可能就把标本全吃掉了，有些甲虫特别喜欢吃标本。
看标本时很安静，通常一天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里面，只有我和标本在一起，还有满屋樟脑丸的味道。虽然标本上很多灰，嗅觉、视力也受影响，但我喜欢那种环境，和标本对话，和历史对话：这个是刘慎谔先生采的；这个是俞德浚先生采集的；这个是西南联大时期在云南采集的；这是崔友文先生1949年8月26日在察哈尔省采集的；这是吴老（吴征镒院士）1976年在这里采的；这是青藏队采的；1980年，这个专家在这个地方战斗过，有机会我要在同样的地方采些份标本回来……看到标本，我脑海里就会想起很多很多，很振奋。采集地点可能是热河省、察哈尔、西康省，这些都是历史，地名有故事，采集人更是有说不完的故事。
以及鉴定的时候，鉴定标签是谁写的？特别是像被誉为“植物活字典”的吴老，中科院院士，世界级的植物学专家，昆明植物所标本馆馆藏标本上有很多他的真迹。吴老会在标本衬纸外的纸板上或者鉴定标签上写很多字，吴老写的字小，多是关于某一个类群的分类，或记叙或思考，甚至是情怀，这些真迹饱含智慧，信息量十足，具有高的学术价值；一般人不认识的，因同样研究石竹科的缘故，有幸多见吴老真迹，差不多我都认识。看到那些字特别亲切，吴老写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可能是一个新物种，它跟另一个物种什么关系？……特别感动，单单一个标本就有说不完的故事。标本看多了，西南地区的标本，我看到一个标签或者几个字，就大概知道是谁，在哪里采的。
行李：感觉像茶，喝茶时，能还原从茶树到茶叶的漫长旅途，标本上也能看到采集史。
徐波：现在正在进行青藏高原第二次综合考察，包括对地质、资源、水文、生物等多方面的调查，生物又包括植物（真菌、地衣、苔藓、蕨类、种子植物等）、动物（兽类、鸟类、昆虫等），分得很细。第一次综合考察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时期植物科考采集收获了很多成果（标本），认识、发表了非常多新物种，青藏高原植物资源的家底基本上被搞清楚；基于这次综合考察，结合历史文献和标本，中国植物学家出版了很多专著，像《西藏植物志》、《青海植物志》、《横断山区维管植物》，也培养了一大批重要的植物专家、学者。以前我对这些历史和学者了解不多，但透过看标本，大致了解了。
行李：那是什么背景，为什么做这样大范围的调查？
徐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国家穷，缺粮少药，而且周边政治环境也不安定，国家需要资源，好在地大物博，但到底有多博？我们不知道，华北、华南已经被开发，那就去西部，这些地方还可以探索。
当时真是举国之力来支持这次调查，参加考察队的专家都是国内最顶级的学者，在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一个植物学家旁边会有一个士兵跟着，是拿着枪的。标本采回来要分，同一号标本，多的采七八份、十份，少的也有三四份，中科院植物所先拿一份，昆明植物所拿一份，青藏高原植物所、中科院西北高原植物所拿一份，如果再有富余，再往下分。
标本上的字都是写在油印纸上，第一份是清楚的，最后七八份就不不一定清楚了，一份没有详实采集记录的标本，其科学意义是要大打折扣的，我看标本的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有时候我就会补充上去，说明这是青藏队采集的，在哪里采的。
行李：怎么判断？
徐波：如俞德浚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云南采的标本，因为他是在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支持下开展的植物调查，标本很大一部分要送到阿诺德树木园，由西方学者研究，所以采集记录单是用英文书写的（可能是专业打字机机打），且制作精美、规范。秦仁昌先生采的标本，可能经费比较少，采集记录纸比较简陋，甚至有些寒酸了，哈一口气，会飞起来，很薄。有时秦先生会雇丽江、大理等地村民（如川滇景天Sedum forrestii采自丽江雪松村北白雪山山顶/赵致光 39-30445等）采集标本，那些字比较粗犷，大大的，一眼看上去就是秦先生的标本。还有蔡希陶、冯国楣、武素功等先生，以及采集队，如青藏队、高山植物多样性研究组等所采的标本等等，都有自己的特点。
行李：听起来很神往，查阅标本的过程，和前辈们完成了一次次神交。现在标本是不是已经数字化了？
徐波：对，如果你只是为了获取某个种或某份标本的分布情况，也不用来标本馆，直接在网上看就行。对于分类学研究的话，这是行得通的。但对我而言，每个月不进标本馆查阅标本，生活是不完整的。
行李：就和看艺术品原作一样的道理么？
徐波：《蒙娜丽莎》在全世界都有各种山寨版本，各种衍生品，为什么还有人在原作前面站着哭，不走，冥想，陶醉？如果可以的话，还想去摸一下她的指尖、头发。标本也一样的，我能摸到它，能闻到它的味道。植物不会说话，但它是有感情的。有时上课很激动，讲到煽情的时候，我和学生说，大千世界，谁遇到谁都是一种缘份，一个学期，我们只有64个学时，上完64个学时，毕业后，你可能记不住我，但我会让你记住植物学，让你记住植物是有感情的。
行李：关于青藏高原，国内有这两次大型综合考察，但西方人从100多年前开始，一直在这个区域采集，以各种身份，各种形式，也有了从专业到大众的各种成果展示。
徐波：西方人的采集，我印象中1848 年就开始涉及这个区域，大规模采集应该是1910-1930年代，后面因为战乱等多种原因，都撤回去了，他们采集的标本都是开创性的成果。
行李：早期西方人的采集的大概范围是？有何影响？
徐波：甚至比我们现在人涉及的范围都要广、要深入，很多是开创性的调查工作。像西藏山南和林芝的部分地区，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植物学工作者难以涉足，存在非常大的采集（调查）空白。那一带也是我念念不忘，却一直没有回响的地方。稍靠近内地的四川木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去过。木里是甘孜藏族和凉山彝族的交界地带，又挨着泸沽湖这样的特殊文化区域，历史上很受西方人重视，特别是美籍奥地利学者约瑟夫·洛克，跟当地土司关系非常好，长期在那里采集标本，收获颇丰，发表了诸多新物种，也写了很多书，对中国的植物分类学影响非常大。
发表新物种时所依据的那份标本，称为模式标本，它定义了一个物种，是分类学最重要的资料。中国很多的物种模式标本多分散收藏在西方各大标本馆中，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人开展分类学的难度。科学发表的新物种，受国际命名法规保护，早期西方学者给采自中国的植物起名字，有些词带有极其强烈的殖民色彩。十六世纪，早期的殖民者葡萄牙人抵达台湾（当时明朝人应该称之为“小琉球”）时，见到一个亚热带多山的美丽岛屿，觉得一切都很漂亮，于是称呼台湾为“Formosa”，意为“美丽的岛屿”。这个词源于葡萄牙语，后来的殖民者荷兰人沿用。在那里发现的新植物，如果按照产地命名的习惯，种名会冠以“formosa”（或formosana、formosanensis、formosanus）的字样。曾经，我们的老一辈植物学者觉得“Formosa”这名字带有殖民色彩，就改成了“taiwanensis”，老一辈学者的爱国情怀可以理解，但是作为科学，我们要尊重命名法规，还是要沿用最初的名字。
行李：我一直想要梳理，在这一带采集植物的西方植物猎人的关系网，他们中有探险家，有传教士，有植物学者，感觉彼此间也有“裙带关系”。
徐波：“植物猎人”这个圈子很乱，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有人是单纯的探险家，有的有军事和政治目的；也有传教士，在那个年代来到这个地方，他们都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但他有一个信仰支撑他冒着生命危险来布道，传教过程太辛苦了，有时就会关注周边的自然，好像这里的植物很漂亮，比家乡的还好，把它带回家里会怎么样？回到家里，他的朋友圈肯定会问：给我介绍一下遥远的东方吧？它真的那么富饶？他就会介绍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或者写成文章发布在报纸上，早期报纸的影响力远胜过现在，那个年代，看报纸的都是掌握资源的人，他的所见所闻，他拍的那些照片，又影响了很多其他人，这些人就会说：下次回来的时候，帮我采集一点植物？我赞助你这次出行。渐渐的，由顺路夹带收集，衍生出以采集为唯一目标的专业植物猎人。
行李：赞助的，个人和机构都有吗？
徐波：都有，有私人花园业主，也有植物园、苗木公司，有工业大亨，甚至有皇室，没有一定资助的话，就不会产生植物猎人这个全新的职业。一个人可能是学医的、学生物的，可能游手好闲、衣食无忧，在家待不住，就想去探索新世界，出于兴趣，你支持我，我就去采集；也有连饭都吃不饱的，迫于生计，从事这个工作。
现在国内的植物采集活动多出于科研项目支持的小规模采集，是以科研为目的，已经罕有植物猎人了。中国被称为“世界园林之母”，无论花卉、香料、医药，甚至基因等，我们拥有影响世界的植物资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公司和个人愿意资助这个行业，如果现在有人支持我，我有这个能力，也愿意干一辈子。
行李：这些受雇的植物猎人，就像买手一样。
徐波：对。这些人到最后越来越专业，一开始是探险家、军官、传教士，最后有专业的采集家，也有演变为植物学家的，像乔治·福雷斯特、金登·沃德等，最后可以自己发表物种。还有韩马迪，奥地利植物学者，非常厉害，长期活跃在采集一线，自己探索，自己采集，自己发表新物种，他去过包括木里在内的中国诸多地方，是直接发表中国物种第一多的人。韩马迪回国后，潜心研究采自中国的植物，出版了7卷册《中国植物志要》，是当时研究中国植物的学术权威。
行李：什么叫直接发表？
徐波：亲自来中国，自己采集，自己发表，这是直接发表，如韩马迪。没有来现场，没有采集，但是参与发表、命名采集自中国的植物，这是间接发表，如法国植物学者弗朗谢。法国对中国西南地区影响深远，以探险、传教等不同方式，最早进入这一带，现在怒江贡山一带还可以见到很多当年法国人建的教堂。法国人采集完标本后，全部运回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当时植物学的主管正是是弗朗谢，他收到这些标本后，研究命名了很多物种。尽管弗朗谢从没来过中国，但他借植物猎人的眼睛看中国、认识中国、发表中国物种，是间接发表中国物种第一多的人。
行李：中国人自己的采集呢？有和他们一样有开创性的人物么？
徐波：这个区域采集的先驱很多，队伍要提青藏队，个人要提武素功，已经过世了，是中国采集标本最多的人之一，从三江源到三江尾，他是世界上唯一全部走过这些区域的采集家、植物学家。
行李：三江尾定在哪里？
徐波：哪里都行，金沙江尾所在的上海，澜沧江和怒江尾所在的东南亚，武素功先生都走遍了，都进行了广泛的采集。武素功先生军人出身，做秦仁昌先生的助理。虽然不是科班出身，没有植物学基础，但因为身体好，刻苦钻研，虚心好学，长期跟着大师，耳濡目染，应该说是朝夕相处，在野外一起风餐露宿，最后成为著名的蕨类学家；也因不知疲劳、不畏艰险，最终成为著名的采集大家，非常了不起。
而且武素功先生是跨时代的，师从中国第一代植物学家，又有高原情怀，他曾是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的副队长，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可可西里考察也是他带队，采集了很多标本，那些地方很艰苦，我现在都没去过。他也是国内最早和国外大规模联合考察的开创者，中国经费不足，西方人对这个区域又非常感兴趣，想再次深入采集，那就掏钱开展国际合作。青藏高原搞清楚之后，武素功先生年纪也大了，不适合频繁去高原，就在东南半岛热带雨林区域研究蕨类，那是蕨类研究的空白地带。现在中国也很重视对中南半岛的植物采集，进行国际合作，建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
行李：西方人的采集史，我们自己的采集史，有人写过专门的书么？
徐波：有人整理过，也有人写过《云南植物采集史略》。还有一个人叫胡宗刚，在庐山植物园，出了很多植物学史方面的专著，但这些书我都没看过，没有系统研究过，我所有的知识积累是直接通过标本和导师讲述获得的。现在还没有人做青藏队的采集史，没人做横断山队的采集史，没人做武素功的采集史，这些是有资料的，没人看，我想把它们整理出来，先做科学性编目，把青藏队第1号标本到第200号标本捋清楚，再把人文的东西、前辈们的情感加进去，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后辈了解这些历史。
做这些东西，可能连养活自己都很困难，所以没人关注，但我有感情，愿意去花时间做。当青藏队那些老先生一批批离世，那个时期的故事和情感也就被彻底带走了，你甚至感觉不到那个温度。胡宗刚老师有一本《王文采口述自传》，讲植物学家王文采院士如何进入植物学这扇门，先生的求学、工作、采集等事迹。胡老师是以人为载体，我想以区域或者采集队为载体，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我觉得这是科学领域最缺失的一点精神财富，如果不整理出来，等我们这一代人再过去，这个历史就没了。
行李：有时候，大师是一起来，一起走，那赶紧做出来吧。
徐波：是很要紧，但现在更要紧的是，趁身体还好，抓紧跑野外，等我跑不动时再来做这些文献梳理吧。没人像我这样疯狂的出野外，而且很偏执的就在青藏高原傻跑，别人满世界跑，我也有出国机会，不去，我认为青藏高原就够我跑一辈子了。每天脑海里想的都是什么时候去冈仁波齐转一圈，到梅里雪山转一圈，扎日神山转一圈，再到珠峰东坡嘎玛沟走一圈……对我来说，每年最重要的时间就是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那是整个高原最灿烂、最能展现高原活力的季节；那时的环境也最残酷，天气多变，降水多，洪水、泥石流、塌方也多。但这个区域的魅力在于，高山植物的生长周期非常短暂，花开就那么一两个星期，错过一次，有可能要等很多年，甚至等一辈子，所以那时我一定要在山里，或者去山里的路上。
▲标本里藏着故事。“2019年3月7日，我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看到以上标本。图1、2、3为 吴老（吴征镒院士）真迹，其中图1是吴老上世纪九十年代从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标本馆带回的一小份标本，采集记录是吴老后期补上的——珠峰远征队，曲当村，无心菜属。经过考证，珠峰远征队是1921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组织的，以攀登世界第三极为主要目的综合考察队，队伍里有心无旁骛的传奇登山家乔治·马洛里（George Herbert Leigh Mallory），以及一些军官、医生，还有一些既可以爬珠峰，又可以采集标本的奇葩植物学家（详见公众号“朝花夕抬”“珠峰东坡-嘎玛沟徒步考察 十”的相关记述）。
我曾连续两年徒步珠峰东坡-嘎玛沟科考，对那一带植物及采集史相对了解，我确定那是马洛里等人在定日县曲当乡考察珠峰东坡登顶路线时，队伍里拥有洪荒之力的植物学家们采集的一份标本。我把这份标本鉴定为尼盖无心菜（Arenaria neelgherrensis Wight et Arn.），鉴定日期2019年3月7日，鉴定人我写的是“Tsui”——徐，指的是独一无二的我；还有崔的意思，指中国最早研究石竹科分类的学者崔友文先生，崔先生是中国第二个进入西藏进行植物学科考的植物学前辈。
图2、3是紫蕊无心菜和药山无心菜的文献引证。
图4是王汉臣(H. C. Wang)采集的一份无心菜。1932-1944年期间，王汉臣先生长期居住大理，最初为乔治·福雷斯特（G. Forrest）采集标本时的厨师和管理员，1932年乔治·福雷斯特死后，受雇于英国领事，成为在云南的采集经理，继续为英国采集植物标本和种子。曾在大理苍山等地采集了许多珍稀的杜鹃花科和报春花科的植物标本和种子。20世纪40年代初，结识刘慎谔教授并为前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在大理苍山采集标本若干号，在一次苍山近顶的采集中堕岩，被高山竹戳瞎一只眼。所采标本存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北京标本馆，其中有新植物8种。摄影/徐波
2.
行李：你是哪里人？
徐波：我出生在黑龙江，在那里待了十年，又在辽宁生活了十年，2003年来云南上大学，现在昆明已经16年了。
行李：是怎么开始喜欢植物的？
徐波：从小生在农村，家里院子很大，父母喜欢植物，山里也有很多奇怪的花儿，他们觉得好看就挖回来在院子里种着。村子地势比较高，远处是一个坡地，下面是草甸、湿地。夏天有鸟飞过，有很多花草，不上学的时候就跑到外面去看，把野外的花儿挖回家里栽，也会揪很多花花草草夹在书里，我小学的教材里还有我夹的东西。这应该算是最早的启蒙吧。故乡哪里都好，就是教育资源很差，我祖籍是辽宁朝阳的，十岁的时候，父母把我们兄弟两送到辽宁爷爷奶奶家，去那边读书。爷爷也喜欢植物，原来在市区，年纪大了就搬到郊区去住，也有自己的小院子，院子里有葡萄藤，有很多枣树，有很多很多的花儿。
从黑龙江到辽宁，植物和动物都不一样了。在黑龙江时，乡下的大型猛禽很多，辽宁看不到这些。但黑龙江没有枣树，也看不到地瓜，而辽宁很多。黑龙江有非常好的李子、樱桃、野生核桃、野生葡萄，辽宁又很少；黑龙江有漫长的寒冬，辽宁没有；黑龙江的夏季野花遍地，气候宜人，各种欢喜，而辽宁的夏季，除了几个爱运动的小伙伴，刻骨铭心的燥热让一切变得无趣……能感觉到环境和植物的变化。小时候喜欢历史、地理，到了高中才发现喜欢生物学，就像从黑龙江到辽宁的这些物候变化，这些环境科学、生命科学，好有趣。后来虽然各种曲折，但最终来到云南，在云南师范大学念了生物教育专业。
行李：都念些什么课程？
徐波：大一先上植物学，然后上动物学、遗传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都是以前特别感兴趣的，但真正敲醒我的是第一门课的植物学。突然发现，植物学是我真正喜欢的。如果说对自然的启蒙，是父母给我的，那么从科学角度把我带入植物学的，是我的植物学老师李志敏老师，后来她成为我的硕士导师。同学们私底下叫李老师女神，讲课精彩，自带女神光环，在一个学风并不是很好的地方，她上课是从来不点名的。当时没有智能手机，但李老师转身过去写板书的时候，男生女生都会偷偷拍照。曾有一天，一个师弟问李老师：老师能问您一个问题吗？您有男朋友吗？老师说，我女儿都可以嫁给你做媳妇了，哈哈。学校不大，当时在一二一大街上，过去西南联大的校址，就在翠湖北边，周边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到哪里都能看到，那时经常来植物园，虽然过来很远，但我多是走路过来，因为一路上都是看不完的植物。
行李：从辽宁到云南，植物又有了剧变。
徐波：差异太大了，入学军训的时候，人家都老老实实听军官的话，我一直在歪着头看：什么树长那么高？叶子像柳树，但柳树的树型不是这样的（后面我知道这是分枝不同），而且和柳树的身材比例都不一样。军官吼到：那个傻大个你瞅啥呢？人家都走了你还在那儿愣着！我说那是什么树？云南的同学说，桉树都不认识？还有很多松树，东北也有，油松、红松、樟子松，云南这边变成了云南松、华山松、思茅松、高山松。总之，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行李：是怎么开始进入青藏高原的？
徐波：2006年6月，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和哈佛大学有一个中美国际联合考察项目，去哈巴雪山。当时中方的首席领队是李老师的爱人孙航研究员，也是现在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所长，那时我大三，认植物很多，平时帮师弟师妹讲解植物，比较活跃，而且已经坚定要考植物学的研究生，李老师就推荐我参加了这次考察。孙老师领衔的课题组，所有人都是研究高山植物的，是国内研究高山最好的团队，圈内简称高山组。当时考察队里有一个乐师兄，研究高山冰缘带的丛菔属，天天爬流石滩，我也跟着他天天爬。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都在关注流石滩。
行李：“冰缘带”在植物学里是常规词吗？
徐波：不是，它是一个植被生态学概念，而且没有被写进教科书。
行李：那是你第一次上流石滩吗？
徐波：对。当时没装备，穿着运动鞋去的，踩着石头走一天，脚都胀得痛，累惨了，但是很爽，漫山遍野的采集标本，各种兴奋，老师们都说，你休息一天吧，我说不用休息，不累！当时队伍里的老师、师兄，包括美方领队，对我印象都很好。
孙老师说，你身体这么好，高山流石滩又没人研究，要不你来做吧？!后来我的硕士论文是做横断山冰缘带的植物区系，到博士阶段进入昆明植物所，导师给我定的题目是研究冰缘带上的垫状无心菜属植物。
行李：过去没有人做冰缘带植物的研究？
徐波：国内最早是吴征镒院士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接触这个环境，吴老说这个区系特殊，存在严重空白，应该深入研究。我博士论文的导师是孙航老师，吴老的得意门生之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研究高山冰缘带。
行李：在杂志社时，同事做过一篇文章，那是我对流石滩的启蒙，文章里说，流石滩就是林线以上、雪线以下的地带，是一条隐秘的高山花卉带。冰缘带等同于流石滩吗？
徐波：这两个概念不一样，冰缘带范围更大。上世纪七十年代，青藏队第一次在标本采集记录里用了“高山流石滩”这个词，采集并记录了大量流石滩植物。中科院植物所的生态学家李渤生先生在南迦巴瓦地区调查时，第一次把树线、高山灌丛、高山草甸以上的部分，包括流石滩和周边稀疏的高寒砾石草甸，统一叫“冰缘带”。稍后几年，1986年在中甸（香格里拉）的尼龙阁高山采集时，孙老师第一次把流石滩这个区域叫“乱石滩”，非常形象，石头会滚，但上面长了很多植物。
“流石滩”和“乱石滩”没有写进教科书，也没写到文章里，仅出现在标本记录上，我是在查阅标本的过程中整理出来的。而冰缘带，我是通过文献获知的。
“乱石滩”可以理解为就是流石滩。流石滩踩上去，石头会滚，但你只要上野外看就知道，有些地方的石头是不滚的。从大的尺度看，流石滩和冰缘带海拔接近，是连在一起的。流石滩一定是受冰川影响，石头寒冻风化、滚动、剥落，会移动；有些地方风化得不完全，是固定的、完整的大石头，这部分不流动的区域形成了稀疏的高寒砾石草甸。流动的流石滩，加上周边不流动的部分，就是构成了高山冰缘带——地表海拔最高的植被带。
行李：流石滩和不流动的部分，上面的植物有区别吗？
徐波：有区别。不流动的石头上，植物往往是一坨一坨的，多垫状植物和一些禾草、蒿草。这些地方风很大，多在迎风坡，靠近山脊的位置，环境比较残酷。流动的大石头上，会长一些比较高大威猛的植物，比如柳、杜鹃灌丛，以及大花红景天、塔黄等；流动的小石头上植物最丰富，各种紫堇属、风毛菊属、虎耳草属、绿绒蒿属等植物。垫状植物多的地方，降水比较少；但塔黄所在的流石滩，降水很多，每年7-9月，几乎每天下雨。
石头基质不一样，植物也完全不一样，有时从下面的路上一眼望去，好几个山坡，爬哪个？要找不同植物，就去不同山坡，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一看那个山就知道要找的植物在哪里。
行李：看到很多人封你为“流石滩滩主”？
徐波：我热爱流石滩，在中国，没有比我爬流石滩更多的人了。从第一次在哈巴雪山爬流石滩，到后来这些年，整个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的流石滩，我大部分刷完了，采集了数千号标本。在那么残酷的环境下，植物一年就长几个月，而且在最短的时间内，绽放出最灿烂的生命。很多植物一辈子只开一次花，这和人生太像了，升学、婚姻、家庭、事业，很多时候你只有一次机会，一次错过，也就永恒的错过了。我有幸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集合近百年的标本记录，文献资料，在两位导师的鼎力支持下，多位师友、师兄弟妹们的帮衬下，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冰缘带专著《横断山区高山冰缘带种子植物》。
行李：如果不接触流石滩，我可能会永远错过白马雪山。以前路过白马雪山，仅仅是为了去到梅里雪山，接触流石滩的世界后，白马雪山成了心中的圣地。为什么白马雪山的流石滩发育那么好，而不是梅里雪山？
徐波：梅里雪山的冰缘带（流石滩）难以到达，我没有去过，甚至不清楚上面有什么植物，有多少植物！相同气候条件下，流石滩的发育程度决定物种多样性。一个雪山，冰川边缘最开始全是硬石头，像石墙一样，只会长藻类，不会长开花植物。随着寒冻、风化，大石头变成小石头，石头越来越小，最小的时候就会变成土壤，因此可以保持水份，里边出现矿物质，就会长越来越多的植物；当植物越来越多，相应的各种微生物增多，分解者多了，土壤也就越来越肥沃，越来越富有生命力。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高海拔生境越来越宜居，像温床一样，低海拔的植物都入侵到上面来。流石滩和冰缘带原来多是土黄色或灰白色，最后变成绿色，冰缘带就消失了，而冰缘带是高山植物的家，家不在了，物种就消失了。任何一个冰缘带（流石滩）都要经历这样一个生死轮回，白马雪山刚好处于流石滩发育的最鼎盛的阶段，随着低海拔植物的不断入侵，会衰败，演变为高山草甸或者高山灌丛等，低地植物会逐渐把高山冰缘带吞噬掉，最后彻底消亡。
行李：那不就是林线和雪线直接相交么？
徐波：贡嘎山的海螺沟就是这样，冰川直接深入森林里。还有香格里拉的天宝雪山，树林旁边就是流石滩。横断山区冰缘带的植物，超过30%以上是冰缘带特有物种，也就是说，这些植物只长在冰缘带上，与其它植物的竞争力是很差的，这些植物有些内敛，可以克服流石滩这种严酷的困难，但却没有跟其它植物竞争的能力，紫外线再强烈，土壤再贫瘠，石头再滚动，冰缘带特有的植物们能抗得住，但来一个别的植物，却又竞争不过。
一些冰缘带植物种子在萌发的时候需要光照，其它低海拔植物一入侵上来，冰缘带植物的种子落到地上，光照被挡住，根本没机会萌发，竞争力又差，只能往上迁徙；但山的高度是有限的，最终整个冰缘带变成绿色的草甸或者灌丛，冰缘带植物消失。
▲这些远看荒凉如月球，近看鲜花遍地的冰缘带，鲜有人至，学界问津者也不多，徐波把他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这里，也在这里收获了一个最好的世界。摄影/彭建生 林森（图1） 徐波（图4）
3.
行李：从研究生到博士，你把青春期最美好的年华都给了高山冰缘带。冰缘带上的植物，有塔黄那样高大威猛的，也有垫状植物这样匍匐在地的，它们为什么长成这样子？
徐波：先说垫状植物那一坨吧。很多花卉爱好者喜欢绿绒蒿，喜欢五颜六色的杜鹃花，喜欢报春花，但很少有人知道福禄草和雪灵芝这样的垫状植物。它们的颜值不高，花色也素，白色，那么低调，那么隐忍，花期也很短，叶子还有点扎人，但这种植物强大又高尚，它们长成一坨，可以保温、保水，能够很好的适应高山冰缘带极端的寒旱环境，成为高山冰缘带的优势植物；同时，这一坨可以为其它植物提供庇护。垫状植物周围都是石头，当其它植物的种子在空中飞舞时，如果落在石头上，胚内养料耗尽就死掉了，但如果幸运地落到一坨垫状植物里，垫状植物垫状的结构就像一个安逸的苗床，能够很好的护理其它植物幼苗，何等伟大啊！因此，垫状植物不仅能够很好的适应高山冰缘带极端环境，还能丰富高山植物的多样性。植物多了，昆虫多了，鸟兽也就多了。
行李：像绿岛一样。
徐波：对，也叫“肥岛效应”，它们像护士一样照顾其它生命。按照惯有的思维，那么残酷的环境，自己活命都很困难，竞争又激烈，别的植物进入冰缘带环境，一定会增加对有限资源的竞争；但垫状植物不是，反而像护士一样，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滋养其它生命，这是对传统知识的颠覆。
行李：但它自己应该也能从中受益吧？
徐波：目前还在研究。有一个益处很明显，当一坨很素的白花儿上开了一朵其它颜色的花儿，它就变得漂亮了，于是有了广告效应，招蜂引蝶的能力大增，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繁殖效率。
▲徐波开玩笑称为“那一坨”，强大又高尚，有肥岛效应的垫状植物。摄影/彭建生
行李：相比起来，绿绒蒿的风骨完全不一样，像个大明星。
徐波：绿绒蒿花色多样，是青藏高原颜值最高的植物，其中，醉人的喜马拉雅蓝罂粟令无数人魂牵梦绕。绿绒蒿有刺，显得很傲娇，我第一次采绿绒蒿标本时被扎到手，手套都被扎透了，那是一种十足的抗拒感！绿绒蒿花瓣很娇嫩，一碰就掉，很难伺候，难以引种驯化。人就是这样，能轻易得到的不会珍惜，越是得不到的越是想要，越是被拒绝，这种感觉越是强烈。
第一次看到绿绒蒿是2006年在哈巴雪山，当时很兴奋，各种拍照，那次看到的有总状绿绒蒿，还有优雅绿绒蒿；优雅绿绒蒿目前有照片的人不多，作为狂热的绿绒蒿爱好者，当时我鉴定为拟秀丽绿绒蒿，七八年以后，才确定那是非常稀有的优雅绿绒蒿。全世界一共七十多种绿绒蒿，我到现在才收集到四十多种，算是国内记录绿绒蒿最多的爱好者了，还有三十种没有见过，而且差不多每年都有新的绿绒蒿发表，这个空间是无限的，它对你的吸引没有终点。
行李：优雅绿绒蒿，这个名字谁取的？
徐波：吴征镒院士。吴老作为世界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精通很多科的分类，既是石竹科专家，又是罂粟科专家。
行李：作为一个外行，会被这些名字搞晕，美丽绿绒蒿、拟秀丽绿绒蒿、优雅绿绒蒿，这不是一个意思吗？
徐波：这恰恰说明了绿绒蒿属是一个高颜值的家族，颇受植物学者喜爱。
行李：大家都称绿绒蒿“绿神”，如果有一个简单粗暴的标准判断颜值高低，绿绒蒿凭什么登上颜值最高的位置？
徐波：颜色最多样，你能想到的颜色它都有，高原的梦幻蓝，纯洁无暇的白色、黄色、蓝紫色，还有你说不来的颜色，甚至接近紫黑色，这些花瓣颜色和各种各样的花瓣、植株形状、各种多变因素结合，有上百种可能。在加上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与不同人同行，又有了上千种可能。
日本的吉田外司夫先生是全世界绿绒蒿研究的权威，他在日本成立了一个绿绒蒿协会，连续20年，每年带日本绿绒蒿爱好者在不丹和中国等地看绿绒蒿。我有幸和吉田先生走过四川阿坝、甘肃陇南、云南玉龙雪山等地，队伍里不乏七八十岁的长者，都是绿绒蒿狂热的粉丝，为了能一睹绿绒蒿芳容，经常爬到海拔4700多米的高山之巅！可见绿绒蒿属的魅力。《森林与人类》杂志曾经出版了一个绿绒蒿专辑，卖得异常火爆，也再次印证了绿神地位。
行李：吉田是植物圈内的人吗？
徐波：不是。日本人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的学者，他是其中之一，最开始研究社会意识形态，但在研究的过程中，偶然对喜马拉雅地区高山植物产生了感情，后来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接触了很多研究喜马拉雅植物的权威，渐渐地从一个外行，转变成一个喜马拉雅地区高山植物专家。吉田先生特别重视野外调查，用一双脚丈量喜马拉雅，带一个相机，从喜马拉雅南坡走到北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历经千辛万苦，出版的《喜马拉雅植物大图鉴》成为本区无法超越的巅峰之作！
▲你能想到的颜色、形态，都能在绿绒蒿身上见到。令全球绿绒蒿迷们为之倾倒的绿神，徐波称之为“哥们儿”“好兄弟”。摄影/彭建生 徐波
行李：如果一种植物不开花，它就没有采集的价值了么？
徐波：对于被子植物，不开花，这个标本就没有意义。没花没果，没有繁殖体的植物，就不能做标本。物种之间的核心区别，主要在花果上，所以繁殖体非常重要。任何植物开花、结果、进入繁殖状态时，都是它最好的时光，是刻骨铭心的时刻。
行李：那么塔黄呢？在那么风大、高海拔的地方，长那么高，何苦呢？
徐波：不一样的，一方水土养育一种植物。如果说有一种植物可以代表喜马拉的植物特殊性，毫无疑问，就是塔黄，冰缘带最，最，最高大的植物，喜马拉雅山最，最，最明星的物种！去年在红山的塔黄沟，我对着一株塔黄说了一段话，秋天又去到那个位置，塔黄不在了。所以说，在高原上，有时错过一次就可能错过一辈子，因为塔黄和多数绿绒蒿一样，一生只开一次花，它最高光的时候就是花期那一年，被人采走，就再也见不到了。也是在那一次，所有到过塔黄沟的人，每人对塔黄说了一段话，我们对塔黄的情感，基本上交代清了。
▲【塔黄，也叫高山大黄，形态像塔。积攒多年能量，仅开一次花，然后结果、散播种子，随即完成一次生命轮回。作为顶级的高海拔明星植物，观赏性极高，也是整个冰缘带植物里个头最高的植物。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长！得！高！
但它并没有只顾着傻长个，通过它的生存哲学就能体现出其超高的情商！
基部是它的营养叶，绿色，可进行光合作用，形态似裙摆。细心留意，会发现它的基叶相当粗糙，且呈现出多个角度、多个平面，这样有利于增加光合面积，能更有效的转化能量。值得一提的是，塔黄幼苗期的叶片不是鲜绿色而是呈现红色，这种深色可能会给动物带来营养贫瘠的信号，让动物没有食欲，避免动物的啃食，增加生存几率。再有一个特质就是塔黄性寒，动物也具有识别野外植物哪些可以吃、好吃，哪些是不适合采食的生存技能，所以它们通常也不会选择采食这样的凉性食物来给自己找麻烦。
逐渐向上，过渡到塔黄黄色的苞片，因为内部已没有叶绿素，所以并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是叶子的一种变态。这些苞片演化出了其他功能——保温，内部相当于一个温室。轻轻撩起一片苞叶，会发现其内部的圆锥花序，上面附着很多小花，而在天气恶劣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圆锥花序上有很多昆虫。因为塔黄所处的生长环境相对较高，又极端恶劣，遇到恶劣天气时，它无疑成了一个理想的避难所。昆虫可以在此躲避极端恶劣的天气：比如下雨天翅膀不会打湿掉，下雪会使气温急剧下降，不宜于昆虫生存，而塔黄则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安乐窝。除了遮风避雨，它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社交场所，就像我们常去的咖啡厅、酒吧、深夜食堂，男男女女在这些地方约会、相爱，然后……昆虫也是如此，而且很多昆虫会选择把它们的后代留在塔黄的种子内。每一株塔黄都提供了丰富的食材供这些昆虫约会、恋爱、生猴子。当塔黄发育成熟，外部的苞叶就自行脱落，上万颗带翅的瘦果裸露出来随风散去，就此完成一次生命轮回。
繁衍后代的昆虫多了，会不会影响塔黄的生存呢？这就是自然平衡的微妙存在。因为塔黄需要昆虫为自己传粉延续后代，而昆虫也需要塔黄为它们提供食物和繁殖场所，所以在自然界漫长的进化旅途中，经过反复的斗争，塔黄和这些昆虫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维持了某种平衡关系，彼此相互依赖共生。
塔黄因其生长环境的不同，植株高度也会有所变化，云南香格里拉区域见过的塔黄就相对矮小，而西藏山南地区的塔黄则高大得多，我见过接近两米高的塔黄就长在路边，据说有些能长到三米！真的是冰缘带植物里进击的巨人了！
自然摄影师彭建生老师说，如果选一种植物代表康巴男人，我一定选择塔黄，他高大、伟岸、同时又充满了温柔与智慧！一生都在风霜雨雪中傲立，开花结实后在流石滩将自己天葬，然后进入下一次轮回！】——以上文字来自“山礼”
行李：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来云南，没有上青藏高原，此时的你会在哪里？
徐波：那就没有现在的我，我无法想象。我曾跟学生说，我在黑龙江十年，辽宁十年，云南十多年，云南给了我最好的世界。这些年在青藏高原，在横断山脉，我采了上千号标本，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就在这片山下，未来十年，会建成世界第一个植物博物馆，我会把所有标本全部捐献给它。我采的标本，很多是别人采不到的，特别是珠峰东坡嘎玛沟这些区域，有些植物国内标本馆只有一两份，甚至连一份都没有，这些是有科研价值的。标本捐出来，在专业的博物馆永久保存，那些花儿上面会有我的名字和冰缘带一起，有我对青藏高原的爱，有我的青春，我走过的路。有这些，就能证明我在青藏高原植物学采集史上存在过；就能证明我来过，收获花儿数万、标本数千、好友七九、专著三五、平凡一生。
▲在高山冰缘带采集的上千号珍稀标本（还没来得及一一整理，最后一图里，能看到一个植物学者在野外的“下榻”情况），未来会捐献给世界第一个植物博物馆，有了这些标本，他就在青藏高原的植物史上存在过，若干年后，后生晚辈也会在标本里遇见他和他的青春，如同他在标本里遇见那些前辈的青春。摄影/徐波
预告：
6.20-6.29，在高原最绚烂的季节，我们将从金沙江开始，穿澜沧江、怒江、独龙江，一直走到雅鲁藏布江，去看白马雪山、碧罗雪山、高黎贡山、嘎隆拉岭和色季拉岭灿烂的流石滩地带，去看流石滩上数百种高山植物最高光的时刻，她们的生长周期那么短暂，有的花一生只开一次，错过这一年，也许就错过了一生。线路会在近日发布，敬请期待。
采访：Daisy
照片提供：徐波